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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背景下城市社區“四社聯動”機制研究(上)
時間:2017/4/26來源:點擊量: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的改革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到城鄉社區,社區服務和管理能力強了,社會治理的基礎就實了”。社區是社會的基本單元,是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基礎平臺。探索實踐“以社區為服務平臺,以社會組織為服務載體,以社會工作為服務手段,以社區志愿服務為有益補充”的“四社聯動”機制,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把創新社會治理的重心落到城鄉社區重要指示的具體行動,是發揮基層各類組織各類力量聯動協同、實現多元化參與治理的有效途徑,是改進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方式、增強城鄉社區服務功能、完善社區服務體系的有力措施,對新形勢下創新社區治理、提升公共服務能力、促進社會和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社會治理的內涵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社會治理”概念,不是對原有的“社會管理”的簡單升級,而是對多年來推進社會建設、處理社會矛盾、社會問題經驗與教訓的吸取和總結,體現了黨對社會建設規律的認識深化。社會治理的提出改變了過去“全能”政府的“大一統”管理格局,更加重視與強調黨與政府的治理功能、社會的自我調節功能與居民的自治功能,是充分激發社會活力、提高多元主體共同參與能力、增強社會合力的有效方式,是對社會發展規律與新常態下社會結構變化本質的準確把握?!爸卫砀拍畋旧硪馕吨匦陆缍ㄉ鐣I域中國家與社會的聯系,或者說,社會治理是圍繞國家與社會這一重要的權力關系而展開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與相互適應決定了社會治理的內在形態?!币虼艘霚蚀_把握社會治理的背景與實質,必須進一步界定“社會治理”概念,以更好地把握其內在意蘊。

     在古漢語中,“社”指祭神的地方,“會”表示聚集,“社會”表示人們為祭神而集合在一起,“社會”成為人們正式聚集的、重要的公共場域。在現今語境下,結合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社會治理”中的“社會”可以理解為經濟、政治、文化以外有關公民公共生活的部分,與經濟、政治、文化并列而存。從歷史上看,我國自古以來就有“治理”的提法,如《荀子·君道》:“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孔子成語·賢君》:“吾欲使官府治理,為之奈何?”古代的“治理”主要是指治國理政,體現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治理架構與根本方式,但我們并不能簡單地理解中國傳統社會不存在一定的自主性。費孝通先生通過研究鄉土中國認為,我國傳統社會實質上實行的是“雙軌政治”,即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和地方自治的民主體制,形成了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雙軌運行路徑,中央集權達至縣,縣以下按照宗法倫理的方式進行自治管理,形成一個特殊的階層——鄉紳,顯然這種自治具有明顯的宗族倫理色彩,與現代的法治框架之下的“治理”有著本質的區別。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治理”一詞的含義,其來源主要是governance,而非中國古代的“治理”。 Governance一詞源于古拉丁語和古希臘語,原意是控制、指導、操縱。自從1989年世界銀行在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研究報告中首次使用“治理危機”一詞后,“治理”在政治學、管理學和行政管理學領域得到廣泛的應用,出現了新的涵義。1995年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發表的《我們的全球之家》研究報告對“治理”定義做了論述:“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機構和個人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即“治理”是在法治框架之下,以協調為核心的多元主體參與的合作與協同的過程,它堅持共識、共治、共享的核心理念,強調主體與主體間權力的相互依賴,不只是局限于政府的權威,而是要引入多元主體的力量共同參與,厘清政府參與角色,促進政府與市場主體、政府與社會組織、政府與社會成員之間的協商合作,尋求一種通過調動各主體力量與資源達到“善治”的社會體制。

     十八屆三中全會賦予“治理”中國特色的全新內涵,是指在黨的領導和政府的主導下,政府、社會和市場等多元主體共同協商協作,不斷增進公共福祉的動態過程。這一新內涵既汲取了西方治理理論的合理內核,又保留了中國特色,是對治理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綜上,社會治理是指在黨的領導和政府的主導下,多元主體依法協商協作共同參與解決經濟、政治、文化以外有關公民公共生活領域內的問題,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動態過程。社會治理強調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社會力量和公民個人之間的相互依賴與共存的關系,強調多元主體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的不同定位、責任與功能。在這種背景下,引導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城市社區治理,構建現代城市社區治理體系,形成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和社區志愿服務聯動機制的發展格局,是順應經濟社會發展、符合社會運行規律的必然要求,是推進社會治理理念、體制機制、方式方法和實現路徑改革創新的必然選擇。

   “四社聯動”的歷史沿革

    “四社聯動”源于“三社聯動”?!叭缏搫印卑l端于上海市,最早稱為“三社互動”。2004年上海市民政局提出了社區、社工、社團“三社互動”概念,并且形成了“以社區為工作平臺、以社工為隊伍抓手、以社團為組織載體”的工作思路。隨著工作發展和認識的加深,在“三社互動”基礎上,結合各地的實踐經驗,2013年民政部、財政部在《關于加快推進社區社會工作服務的意見》中明確提出“探索建立以社區為平臺、社會組織為載體、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為支撐的新型社區服務管理機制”,同時提出“建立健全社區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引領志愿者服務機制”,即“三社聯動”和“兩工互動”。2014年,山東省民政廳深入研究社區治理新形勢,根據山東社區建設的實際,進一步對“三社聯動”和“兩工互動”進行了連接、協調、整合,出臺《關于推進“四社聯動”創新社區治理和服務的意見》,率先在全國提出建立以社區為平臺、社區社會組織為載體、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為支撐、社區志愿者為補充的“四社聯動”機制。

    但是,隨著對社會治理理念認識的進一步深化與“四社聯動”實踐的不斷深入,如何定位“四社”成為一些專家學者和實踐工作者爭論的焦點問題。有的以政策文件為依據,認為“四社”是指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和社區志愿者;有的從主體構成出發,認為“四社”是指社區居委會、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社區志愿服務組織或社區居委會、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者、社區志愿者;還有的從具體實踐出發,認為“四社”是指社區建設、社會組織建設、社會工作和社區志愿服務四項工作。2016年初,山東省民政廳在認真借鑒其他省的做法和專家學者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對“四社聯動”進行了定位,明確提出山東省的“四社聯動”機制,即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充分發揮民政部門職能作用,以社區為服務平臺,以社會組織為服務載體,以社會工作為服務手段,以社區志愿服務為有益補充,促使社區多元主體協同協作、資源整合、形成合力,從而豐富社區治理資源、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強化社會工作能力、提升志愿服務水平,實現社區建設、社會組織建設、社會工作和社區志愿服務互動融合、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基層社會治理和服務機制。(未完待續)

 (作者:田志梅    山東省民政廳基層政權處副處長)

  來源:中國社會工作雜志2月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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